信息和网络，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，缩短了我们的时空距离。它们让我们视界放大，获得一种全球观点，“地球村”的预言逐渐变为现实。世界似乎突然变得小了起来。因为我们更容易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，去理解整个世界。
问题是，从哪里去理解整个世界？现在的东方人，可能会破除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，甚至大胆提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。他们以东方中心论来谈论和理解整个世界。但是，他们看起来超前的观点，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摆脱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。与世界历史发展同步的，还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所谓“全球观点”。时至今日，东方人或西方人，都会面临同一问题：何时摒弃“中心论”？
将西欧中心论最早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大师，要数黑格尔。他在《历史哲学》中提出：世界应当分为新旧两个世界，新世界不属于世界历史范围。因为“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，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，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”。他干脆将美洲和澳洲的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。在他看来，世界历史是“世界精神”发展和实现的过程。老黑格尔曾这样宏观地描绘了这个“世界精神”的行走道路：在古代东方史上度过了童年时期，在希腊送走美好的青年时代，在罗马经历了壮年时代，在日耳曼———基督教世界进入了自己的老年时代。世界历史似乎从亚洲起步，以欧洲为终点。然而，这是精神的老年时代，是完满和成熟的象征。他把日耳曼民族归结为唯一能够承载高等精神原则的主体，宣称日耳曼民族就是新世界的精神。
法国哲学家孔德甚至认为：西欧以外的各国历史，特别是中国、印度等国的历史，对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影响，都应该关在研究的大门之外。德国史学家兰克更是将种族优越作为自己的西欧中心论的理论基础。只有拉丁和条顿民族是伟大的、不断进步的民族，它们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主流。
以后，西欧中心论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。我们常常在阅读中遭遇。
“中心”的打破者，归根到底还是战争———两次世界大战。世界格局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动摇而呈现出新的特点。似乎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率领知识界，走向人类文化多元论。在《西方的没落》中，斯氏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，都要经过起源、生长、衰落和解体的过程。七种文化都已衰亡，西方文化作为最后一种，也处在衰亡阶段。汤因比则在《历史研究》中开宗明义：“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群体，换言之，即以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。”虽然他在展示西方文明的前途时，要比斯氏乐观得多，但他们都力图把西方文明，作为与世界其他地区各个文明“价值相等”的一种文明加以评价。
“中心论”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，但绝非坚不可摧。二战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决定请世界各国学者合作编写《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史》。1952年开始编纂，1968年出版。第一版一经问世，就受到各国学者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尖锐批评，原因十分明了：西方中心论的倾向。1980年，教科文组织决定重写该书。近一二十年，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潮流。从总体上说，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业已开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不希望重蹈“西方中心论”的覆辙。
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，已经达到相当高度。远古的“天圆地方”说，西周初年的盖天说，战国时期的浑天说等，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地球和天地从形状到运动的特点。在“究天人之际”，“通古今之变”的精神历程中，也在不断纠正自己的“中心”地位。中央帝国的优越感，相对于“蛮夷之地”、“化外之民”的文明发达意识，文化中心幻觉等不断破灭。从张骞出使西域起，从“中心”出发的信念总是十分强烈，直到于近代被彻底粉碎。即便以不完全属于中国的，但却既大大影响中国文化，又大大为中国文化所影响的佛教来说，其“世界”这个用语，在梵语中谓路迦驮都（lokdadhatu），原意为日月照临的范围，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，名为一小世界。又泛指世界，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。世含流迁意，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时间；界含方位意，指十方（东西南北、四维、上下）的空间。后来，“世界”成为一个偏义复词，侧重于“界”的含义。现在常用来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。但在原意中也有“中心”意识。要在一种已经高度成熟或发达的文化体系中，祛除“中心”或“中心论”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在着意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同时，我们应时刻警惕自我中心主义。
